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​张维迎:市场错了,还是市场理论错了?

张维迎 辛庄课堂 2023-02-11


黄土地上望星空

窑洞文化撞击企业家精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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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科斯把企业理解为市场的替代物,认为市场交易成本太高,需要企业替代市场,这个观点可能有问题,企业不是市场的替代物,而是市场本身的运行方式。没有大企业,就不可能有大范围的市场。

  有些判断和市场本身没关系,而跟市场理论有关系。打个比方,一个女孩子长得不是很漂亮,但也没什么毛病,但有个画家画了一幅画儿,所有人围绕这个画来研究怎么给姑娘整容:脸上有一个疙瘩,眼睛长得不正,鼻子太矮等等。主流经济学就是这样一幅画,根本不是市场(姑娘)本身。

经济学的本来面目





  两三年前,世界经历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。这次危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爆,蔓延至整个金融系统和实体经济,席卷全球。危机发生后,有人认为自由市场又失败了,甚至说,2009年以后将是社会主义拯救资本主义,尽管是开玩笑,还是反映了重要问题。政府干预的力量越来越强大,其政策依据来自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。

  回顾历史,上世纪30年代,西方经济学界发生大争论: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有没有可能?以米塞斯、哈耶克为代表的一方,即所谓的奥地利学派,认为不可行,因为它没有办法解决经济核算问题;但是以兰格为代表的另一方,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可行的,而且运用数学模型证明了它能够解决计算问题。许多西方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在争论中站在兰格一边,而不是哈耶克这一边。包括萨缪尔森,在1947年出版的经济学教科书里,支持的是兰格的计划经济理论。

  这就提出一个问题:教科书里的主流经济学,本来是为了证明市场的有效性而发展出来,为什么变成了反市场的理论?在经济学鼻祖亚当·斯密的著作中,经济学是研究发展和变化的;但是现在的主流经济学框架里面,不研究经济发展,而是研究市场怎么通过价格机制达到均衡。问题或许就出在这儿。

  亚当·斯密的《国富论》全名是“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”,描述一个国家怎么能变得富裕,人们生活怎么能得到改善。要理解过去两百年的人类发展和未来发展,亚当·斯密的增长模型是最有用的。

  经济要发展,人民生活要提高,依赖于技术进步和创新,即劳动生产率的提高。劳动生产率提高靠什么?靠分工。分工后,劳动熟练程度会提高;人们转移工序的时间减少;每个人只做每一件事,容易改进技术,发明新机器。而分工受到什么影响呢?亚当·斯密特别强调了市场规模,没有市场,分工是不可能的。劳动分工受到市场规模的制约。市场规模越大,分工越细;分工越细,技术进步越快;技术进步越快,经济再发展,扩大市场规模。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正向循环。

  这就是亚当·斯密的基本理论框架,它能告诉我们,为什么全球化导致两百多年的经济大发展;为什么中国过去三十年发展如此之快。因为我们面临全球市场,由于有全球市场,中国企业可以做更细的分工,每一件事可以做到精,比如可乐吸管,义乌一家企业供应世界的70%。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。

  亚当·斯密的理论总结起来有两个,一个是分工理论,一个是市场“看不见的手”。但是,经济学发展两百多年到现在,主流理论放弃了亚当·斯密研究的发展、分工、技术进步,转而关注市场均衡。这样一来,这个模板可能出了问题。在它上面所做的研究都是扭曲的。就像画画一样,底色已经错了,后来怎么描,效果也不会好。



主流经济学的谬误





  现在的主流经济学,也叫新古典经济学,按数学语言讲,核心内容就是求解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;即证明了在一定条件下,市场交易能够实现资源最优配置,使社会福利最大化。但是,这个结论很多假设,它们包括:

  首先,每个人是同等完全理性的。其次,经济活动没有外部性——意思是你做任何事,后果全部由你承担,不影响他人。

  第三,技术、资源、偏好是已知的。这个社会有什么可用的技术大家都知道,企业在可用的、可知的技术中作选择。

  第四,规模报酬是递减的,不存在规模报酬递增现象。这和亚当·斯密的分工理论是冲突的,因为分工专业化会带来技术进步,带来规模报酬递增。

  第五,信息是完全的、对称的;信息是所有人共享的。

  还有,竞争是充分的、完全的。任何一个行业都有无数个小企业生产相同的产品,每个人只能是价格的接受者,在给定的价格下决定卖多少、买多少,而不能影响市场价格。

  最后,所有的变化都是外生的。

  在这样的条件下,根据最优化方法,证明了市场在帕累托意义上有效。也就是说,在这个状态下,除非有人受损,不可能有任何人再得到好处。在这个过程中,亚当·斯密最关心的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问题被抛弃了,只剩下均衡以及实现均衡的条件。

  本来要证明“看不见的手”有效的理论,变成了反市场的理论。因为市场的有效性是在这些假设上证明的,而在现实中,几乎所有假设条件都不满足。因此,一个自然的推论是市场会失灵,只有通过政府干预,才能恢复市场的有效性。

  回过头看,这样的判断和市场本身没关系,而跟市场理论有关系。打个比方,一个女孩子长得不是很漂亮,但也没什么毛病,有个画家画了一幅画儿,所有人围绕这个画来研究怎么给姑娘整容:脸上有一个疙瘩,眼睛长得不正,鼻子太矮等等。主流经济学就是这样一幅画,根本不是市场(姑娘)本身。

  具体来讲,经济学家主张政府干预经济,主要有几个理由:

  第一,外部性。经济学家假设市场没有外部性。如果有外部性,市场就失灵了。第二,垄断。理论上假设市场是完全竞争,如果完全竞争达不到——而且现实中确实不可能达到,所以市场会失灵,需要反垄断。第三,信息不对称。他假定信息是对称的,实际上信息是不对称的,所以市场会失灵,需要政府干预。

  每一个理由都不成立。



外部性问题:

政府要给靓女补贴?





  外部性的概念最初是由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提出来的,他想协调一个问题,即技术进步和“看不见的手”之间的分裂。在亚当·斯密的著作里,一方面是分工导致进步,这是规模经济、专业化;另一方面是市场的自我调节。马歇尔认为,市场竞争和技术进步可以同时存在,但需要用外部性解决。

  马歇尔的接班人叫庇古,在这个概念基础上提出政府干预的理论。他在1920年出版的《福利经济学》一书中指出,在经济活动中,如果某厂商给其他厂商或整个社会造成不需付出代价的损失,就是外部不经济。这时,厂商的边际私人成本小于边际社会成本。依靠市场不能解决这种扭曲,必须通过政府干预解决。比方说,一个产业如果存在规模报酬递增,政府要补贴它;如果规模报酬递减,政府可以征税等等。

  针对上述观点,需要反问:如果没有政府补助,市场能不能实现技术进步?

  市场经济最显著的特点是什么?是技术进步。十九世纪前,人类技术进步的速度不超过0.05%,意味着每1500年人均收入才能翻一番。但是过去200年,技术进步率达到1.5%,是过去的30倍,意味着每50年人均收入就可以翻一番。正是由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出现,导致技术如此快速的进步。

  没有理由说,因为技术进步有外部性,如果没有政府补贴,技术进步就不会出现。这与现实完全不符。

  有外部性是不是一定需要政府干预?不一定。打个比方,某人打扮漂亮一点,有外部性,因为我们都喜欢看漂亮的长相。按新古典理论,经济学家会告诉你,由于有外部性,这个人不能享受到所有打扮带来的好处,就是该补贴他。这很荒唐。现实中可以看到,政府不需要买化妆品,但女孩子们都打扮很漂亮。不能因为理论上认定个人边际收益不等于社会边际收益,就导出政府应该干预市场的结论。

 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认为,外部性问题,包括环境污染问题,本质是没有产权的界定。所以空气交易是未来很重要的市场。我们只能用市场的办法才能解决它。经验也表明,世界上搞计划经济的国家环境污染破坏都比较严重,搞市场经济的国家污染相对比较少一些。

  可以说,外部性不一定构成政府干预经济的理由。



垄断问题:反垄断法反对的,

恰恰是竞争本身





  垄断这个概念最初在英国出现,特指政府赋予某些企业的特权,例如国王特许东印度公司经营东印度的航线贸易,其他企业不准做,这就叫垄断。可以说,一开始垄断的名声就不太好。

  后来,经济学家把垄断沿用到市场结构分析中。比如,因为有规模经济,先进入的企业可以占很大的市场,这叫完全垄断或者寡头垄断,而如果每个企业的市场份额很小,对市场没有影响力,就叫完全竞争。按主流经济学理论,市场有效性是建立在完全竞争基础上的。现实中,完全竞争难以达到,所以需要政府反垄断。美国很早就有反托拉斯法;中国前两年通过了自己的反垄断法。
  关于反垄断的理论基础,微观经济学是这么说的:一个垄断者,价格需求曲线不是水平的,而是倾斜的。那意味着你有市场影响力,不是价格接受者,而是价格制定者。根据边际定价法则,边际收益应该等于边际成本。现在,由于你的需求曲线向下倾斜,边际收益小于价格,导致价格不等于边际成本,由此产生了效率损失,所以要纠正。例如美国政府起诉微软垄断,要拆分它;对一些大企业如美铝、IBM限定价格,等等。  对照现实,这是很奇怪的逻辑。因为真正的市场,面临的是有没有这种产品的区别,而不是假定已经有这种产品的情况下,怎么定价的问题。比方说,微软作为软件企业,它的产品价格不可能等于边际成本。如果等于边际成本,它是不会存在的。在微软已经存在的情况下,你要他按照边际成本定价,这是很荒唐的一件事。

  在新古典理论里,价格是外部给企业的一个参数,必须接受它,这样才叫完全竞争。但在现实中,价格是企业竞争的基本手段。好比我们做广告,就是培养别人对你的忠诚度,使需求曲线更倾斜一点;还有价格歧视,同一产品对不同的人要价不同,是为了实现收益最大化。按照反垄断的逻辑,这也是不允许的。但这些都是企业竞争的基本手段。可以说,反垄断法反对的,恰恰是市场竞争本身。

  对反垄断法的实际效果,经济学家Armentanono在1972年的一篇研究论文指出,没有案例能够支持它。简单地说,企业合并之后,价格普遍降低了;反过来,政府强令拆分的,价格普遍提高了。这是什么原因?因为企业合并后,提高了效率,节约了成本,这个节约的成本一部分可以让利给消费者。所以反垄断法对消费者不一定有好处。

  新古典理论的“完全竞争”,其实是没有竞争。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说得清楚,如果每个企业都“完全竞争”,没有利润,没有资金从事研发,是不可能有技术进步的。企业之所以搞研发,就是希望有一种产品或专利,形成独特的竞争优势。企业开发新产品,申请专利,采取特殊的定价策略,广告策略,并购投资等等,都是市场竞争的重要手段。

  垄断要反,但应该针对政府垄断,即政府只允许一部分人经营、不允许其他人进入的政策,而不是市场上自发形成的高占有率。历史上看,没有一个企业能够持续统治市场。不管是微软,还是英特尔,如果不能真正满足消费者的需要,或者定价太高,早晚会垮台。IBM原来很牛气,后来被戴尔、惠普打倒了。微软占软件平台70%、80%的份额,但是他不敢松懈,就像比尔盖茨讲的,离破产永远只有18个月。这就是竞争的压力。竞争不能按市场上有多少个企业衡量,要看有没有自由准入。

  如果有企业采取侵犯别人权利的办法去竞争,政府一定要管。在这个前提之下,不要限制企业的规模,也不要认为企业数量越多,竞争越激烈。衡量垄断的唯一标准是有没有政府的政策保护,与企业大小无关。



信息不对称问题:

市场是一双隐性的眼睛





  新古典经济学假定信息是对称的、完全的,因为信息不对称,需要政府去监管企业。“非对称信息将导致市场失灵甚至消失”,这就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“旧车市场”理论,食品安全检查,药监局,馒头办公室等等,都建立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。

  听起来蛮有道理。牛奶有三聚氰胺,消费者怎么知道呢。如果政府不管,我们不都吃了有毒的奶吗?上世纪90年代北京有个规定,获得模特从业资格,要经过政府组织的考试。这有什么道理?模特站在台子上表演,观众爱看就行了,关政府什么事。

  非对称信息理论本身也有问题。它只知道市场是只看不见的手,没有想到还是一双隐性的眼睛——声誉机制。长期看,市场竞争生存下来的企业,都是声誉良好的企业。从这个角度看,新古典经济学有很多矛盾,比如反垄断,企业做广告会增强市场支配力量,属于垄断行为,但另一方面,它向消费者介绍产品,树立品牌,恰恰是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重要手段。

  在很多情况下,是政府干预导致了市场信誉机制的失灵。简单地说,如果什么都要政府审批,企业不会在乎自己的声誉好坏。在市场竞争中,企业要讨好消费者,但是,如果能不能进入这个行业、能不能卖这个产品由政府审批的话,他就会去讨好政府官员。讨好政府官员比讨好消费者更容易,因为消费者很多,政府官员是少数人。

  打个比方,卖房子时,如果要讨好消费者,200套房子要讨好200个家庭,平均每个家庭三到四个人,你要讨好七八百人。但如果是政府官员审批的话,一个处长,你只要保证送上三套房子就行了。由此不难理解:政府部门获得审批的权力,并不意味着问题的解决,往往是腐败机会的滋生。

  回过头看反垄断法的后果是什么?很可能变成落后企业反对先进企业的工具。有些企业竞争不过别人了,就起诉别人。像现在,任何两个企业并购都要由商务部批准——例如生产电饭煲企业并购还要商务部批准,是很荒唐的。



市场与企业的关系:

不要反感大企业





  现实中,没有完全竞争,信息也不对称,市场如何运作?超市里卖的矿泉水,消费者不认识它的企业老板,更不认识它的员工,为什么敢喝?如果把它的商标去掉,你还敢喝吗?相信大部分人不敢。原因在于,企业是一个声誉机制,承载着一系列连带责任。有了连带责任,才能建立信任。简单来说,某组织有一个名字,这个组织的人就存在连带责任。没有名字,就找不到连带责任。

  举个例子,全中国13亿人,某个人骗了你,你很难记住他。但中国有31个省市自治区,每一个自治区都有一个名字,如陕西、河南、河北、北京等等。如果你是陕西人,你骗人了,会破坏陕西人的声誉,其他陕西人就会认为你是害群之马,对你进行约束。事实上,过去的商会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约束它的成员不去骗人。这是解决信息不对称的一个办法。  如果按主流经济学的定义,市场竞争由无数个原子式的小企业形成,信任是建立不起来的。每个人一个名字大家记不住,所有人都叫一个名字也不行,所以,在多数行业中,最后往往形成几个大品牌,这样消费者可以记住它们,相信它们。因此,我们不要反感大企业。没有它们市场机制不可能建立起来。
  在企业内部,承担连带责任更精细。简单地说,什么叫老板?就是对所有的员工承担连带责任的人。假如你是一个餐馆老板,你的员工菜没洗干净,客人吃了拉肚子,谁负责?是你——你不能说我不在场,我不负责,作为老板,就要对所有人承担责任,包括上游的供应链。譬如一个牛奶企业,奶源不是你生产,饲料不是你生产,但是三聚氰氨出来了,你就要承担责任。有能力承担这种连带责任的,就是品牌企业。一个企业有多大的能力承担责任,就有多大的利润空间。如果你没有能力为他人承担责任,就做个体户,自己给自己承担责任,当然也不可能赚大钱。  从这个角度理解,一个行业只有几家大企业不是坏事。亚当·斯密反感大企业,他曾提到,大企业老板们凑在一块肯定是想坑害消费者。实际上,没有大企业,就不可能有大范围的市场。科斯把企业理解为市场的替代物,认为市场交易成本太高,需要企业替代市场,这个观点可能有问题,企业不是市场的替代物,而是市场本身的运行方式。如果没有企业,信任关系建立不起来,我们就不会买牛奶喝;自己养奶牛太贵,就不喝牛奶,喝稀饭——这就是自给自足,不存在市场了。

  因为信息不对称,要求政府干预,或者针对大企业制订反垄断法,都是不合理的。市场中,由于存在声誉机制,使我们可以跟陌生人合作,交易各种各样的产品。企业的品牌和市场的信任在此过程中建立起来。因为有这样的机制,人为地限制企业规模是不对的,那其实是在破坏生产秩序,破坏市场的有效性。



埋葬凯恩斯主义





  凯恩斯理论是主流宏观经济学的一部分,也是政府干预经济的重要依据。人们接受它,首先是因为无知——就是说,由于人的本性使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很肤浅。第二是利益问题。有了这个理论,一些人可以拿国家的钱去投资,制造通货膨胀。

  现在流行的凯恩斯“三架马车”理论,颠覆了经济学的一些常识。它认为GDP等于消费加投资加净出口。消费包括个人消费、政府消费;投资可以是私人企业投资,也可以是国有企业投资;出口是指净出口,就是出口减去进口。根据这个概念,要想增加GDP,或者靠消费,或者靠投资,或者靠净出口。出口不行了,就增加投资;投资不行了,就促进消费。宏观经济政策就是这么描述的。

  “三架马车”是一个恒等式,没错。但理解是不同的。

  人们之所以创造GDP,是为了消费。但在凯恩斯理论指导下,不是为了消费去创造GDP,而是为了增加GDP而刺激消费。比如我们制定8%、9%的增长目标,为了达到这个目标,拼命刺激消费。消费本来是目的,现在变成了手段。2009年金融危机时,汽车销售不好,就补贴汽车;家电销售不好,就补贴家电……这是为了追求GDP而消费,目标和手段完全混了。

  再看投资。为什么要投资?因为投资可以提高生产效率。今天投资1块钱,明天可以回报比1块更多。如果不这样,投资就是浪费。现在看,投资是为什么?为了增加总需求(或者说为了增加就业)。投资与效率毫无关系。如果不考虑创造价值,只是为了增加GDP,创造就业机会,办法有好多。让1千万人当小偷,然后再让1千万人当警察抓小偷。这2千万人都有工作了。但有什么意义呢?

  再看净出口。贸易是互惠的,这才需要全球贸易。现在不是这样,比如,一个国家出口100万,进口90万,出口大于进口,贸易对GDP贡献是正的。如果一个国家出口1千亿,进口1.1千亿,出口小于进口,贸易对GDP的贡献是负的。这不是很荒唐吗?现在,每到金融危机之后,所有国家想办法限制进口增加出口,搞贸易保护主义,理论基础就在这儿。

  还有储蓄问题。我们常说,经济要发展,要增加投资。投资哪儿来?靠储蓄。但是凯恩斯理论说,储蓄是坏事,花钱是好事。还把它表述为“合成谬误”现象。这个逻辑是对的,但用到理解经济发展上不行。凯恩斯理论其实是一个经济波动理论,我们把它变成了经济发展理论。如果中国“十二五”规划就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,将造成巨大误导。



新古典理论的矛盾与缺陷





  新古典经济学理论,批判它的人很多,包括凯恩斯,但它的生命力很强,为什么?因为它形式上太完美,让人着迷,所有毛病和缺陷都被认为是可以原谅的。

  过去100多年,主流经济学的各种创新都没能摆脱新古典理论框架。经济学家做了大量努力,包括增长理论,无论是内生还是外生的,想把增长问题放进去,但就是放不进去。经济发展的动力是技术进步,显而易见,但技术进步哪来的?不知道。内生增长理论要好一些,涉及人力资源投入和知识储量增加,但还不够,因为不是所有投入都有成果的。日本的研发费用占GDP的3%,在发达国家里最高,但经济增长不是最快。需要更好的理论,解释生产率是怎么提高的。

  好的经济学应该是个统一体。过去的经济学不研究发展,所以出现了发展经济学,又因为过去的经济学主要研究均衡,没办法解释经济周期,所以有了宏观经济学。于是,经济学出现了四分五裂的景象。

  有人想为新古典理论辩护,不断修补它,例如芝加哥学派,但由于他们的观点建立在新古典理论之上,难免爱屋及乌。比如弗里德曼认为,理论是否正确和假设没有关系,不需要限制假设,甚至越不限制假设的理论,越是好理论。这有点强词夺理了。应该说,如果理论的假设和现实偏差太大,即使预测对,也不一定是好理论。预测对,可能是因为“瞎猫碰上死耗子”。

  芝加哥学派是在新古典主义的框架下为市场辩护,所以经常出现矛盾,比如他们对反垄断的看法前后不一致。1960年代前,芝加哥学派坚决支持《反垄断法》,认为只有完全竞争市场才是有效的。1980年代后,他们态度开始改变。这是因为前面提到的Armentanono的论文,提出的问题没法解决。最后他们提出政府失灵理论,对抗市场失灵理论。结果变成了一个经验问题:政府会失灵,市场也会失灵,就看谁的失灵更多。这就是逻辑不一致,对市场支持不彻底,所以不能决定谁输谁赢。

  经济学有这么多问题,一个重要原因是数学应用的后果。数学本来是经济学的分析工具,它促进了经济学的发展。但现在,经济学几乎变成了数学的奴隶。所有经济问题都以数学可处理来假定,如果数学上不能处理,就避而不谈。亚当·斯密的分工交易、规模经济等重要理论,经济学家们放弃了,只剩下均衡,就是因为数学上没办法处理技术进步。企业家这么重要,应该说是市场经济中最主要的推动力,但在主流经济学中看不到企业家的身影,也是因为没办法用数学来模型化企业家的决策。

  克鲁格曼说“经济学是沿着数学阻力最小的方向前进”。这是一针见血。现在很多人写经济论文,你问他为什么那么假设,他说不这样假设数学上没法处理。这就是本末倒置了,削足适履。用数学是为了研究经济学,而不是让经济学去迎合数学。经济学要真正进步,一定要放下数学这个包袱。



经济学需要范式转变





  经济学是不是一塌糊涂,没希望了?曙光还是有的。要理解市场,不得不说奥地利学派。我认为,这是目前为止对市场经济理解最透彻、最正确的经济学说。根据奥地利学派经济学,市场是个动态过程,而不是静态均衡。市场是企业家不断创造和利用新信息,发现和获得盈利的协调过程,而不是根据几个假设条件证明它的存在。

  1929年大危机,只有两个人预测到,米塞斯和哈耶克。他们是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。要理解经济周期,不读哈耶克的《价格与生产》是不行的。他因为经济周期理论获得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。2008年至2009年的金融危机,预测到的也是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,例如国际清算银行研究部副主任William White等。

  奥地利学派不需要假定信息完全对称。相反,它认为正因为信息不对称,我们才需要市场经济。信息在企业家脑子里,在每个人脑子里,它是主观的,任何中央计划机关都不可能收集到。企业家看到盈利的机会,好比苹果公司决定生产iPad,如果你不让他去做,这个信息就是没有的。这个信息只有在市场过程当中才显现,计划经济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。

  在奥地利学派经济理论中,“别针工厂”与“看不见的手”之间没有矛盾;技术进步与竞争之间也没矛盾。竞争是技术进步的推动力量;反过来,技术进步也是企业竞争的手段。企业为什么要创造新产品——例如,原来有很多种矿泉水,为什么还要出一个“农夫山泉”;原来已经有笔记本电脑,为什么要生产iPad?这是企业竞争的手段。有人说分工专业化、规模经济与“看不见的手”不相容,那是在古典经济学里按数学证明的均衡理论中才存在的矛盾。在奥地利学派里没有。

  外部性、不完全竞争、非对称信息,都不会成为破坏市场的力量。它们是市场运行的方式,也是市场存在的理由。政府的干预——不让企业家发挥作用,不让每个人发挥自己的自主性,才是破坏市场的主要力量。任何阻碍企业家自发创新的政策,都是计划经济。

  政府官员哪来的?无非是北大、清华、人大等学校毕业的学生,一天生意没做过。像柳传志、张瑞敏这样的企业家,成天在市场摸爬滚打,未来投资什么、生产什么,还需要他们来指导。这不是很可笑吗?

  所谓的产业政策,成功的例子凤毛麟角,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。彩电行业,1990年代国家支持的企业都垮了;要么就是产能过剩,卖不出去。现在风光的品牌企业没有一个是产业政策扶持起来的。联想是世界第三大电脑公司,是政府扶持的吗?海尔是吗?不是。政府替企业作决策,好比说一个人也许视力不好,看东西不是很清楚,但你总不能让一个瞎子领一个视力不好的人往前走。那样结果只会更糟糕。

  1930年代,经济学界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中,大部分新古典经济学家站在支持计划经济的一边。只有奥地利学派坚决反对计划经济。最后,到1990年苏东计划经济彻底崩溃,才证明了他们的正确。不过,人类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。

  搞学术研究的人喜欢读最新的文献,隐含的假设是:科学总是往前走的,今天的理论比昨天的理论更正确。其实这不对。科学可能倒退。举个例子,日心说不是哥白尼最早提出的。公元前二百多年,古希腊的天文学家阿里斯塔克就提出日心说,认为地球围绕太阳作圆周运动。但没人理他。托勒密的地心说统治人类思想1800多年,直到哥白尼1543年发表《天体运行论》,日心说才被接受。

  经济学也是这样。凯恩斯理论出现在亚当·斯密理论160多年后,难道就比亚当·斯密理论正确吗?不一定。科学发展最大的阻碍可能是科学家本身。受过严格现代经济学训练的人,接受新的学术范式很难,所以理论体系变革不容易。不过,既然新古典理论的体系、模板有这么多问题,我们应该想一想,未来经济学研究应该向何处去。

  经济学的走向非常重要。因为人的思想决定人的命运。有一种思想,就会有相应的行为。希特勒相信日尔曼民族的优越性,所以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;有人相信计划经济比市场经济更好,所以有了苏联、中国、朝鲜等国的计划经济体制。

  如果人与人之间的利益没法协调,雇主和雇员,农民和工人,干部和普通老百姓,都只能通过斗争解决问题,这社会就真的没希望了。阶级斗争学说就是这样,它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于你死我活的利益冲突,结果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。

  仅仅从利益的角度理解社会是偏颇的。米塞斯说,“社会问题是社会学识状态的结果”,有什么样的社会学说,就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。很多问题是由于我们的无知引起的。人与人的冲突并非利益冲突,而是思想冲突。如果我们相信,减少无知可以减少冲突,人类的明天就永远有希望。


  选自作者《市场与政府》一书,西北大学出版社/理想国出品,2014年。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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